1940年配资门户网官网首页，林徽因写信邮寄到美国，收信人正是挚友费慰梅：手头宽裕的话，能不能借我一点钱，最近实在揭不开锅。
1940年的李庄，生活环境恶劣得超出想象。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家挤在名为“月亮田”的一处农舍里，土墙漏风，地面潮湿，屋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和中药味。
当时的物价早已因战争而失控。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：“米价每斤已经涨到了100法币，而战前只要三四块钱。”法币像废纸一样贬值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工资加起来，甚至买不起几袋面粉。
最艰难的时候，梁思成不得不把自己最心爱的派克钢笔和名贵手表拿去典当行。换回来的不是金银，而是20斤红薯和几条咸鱼。
林徽因看着丈夫拎着一袋红薯踉跄进屋，原本宽大的大衣在他消瘦的身架上显得愈发空荡，她转过头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就在这时，大洋彼岸的费慰梅收到了林徽因那封求助信。信中有一句话让费慰梅心碎：“孩子们已经三个月没有尝到肉味了。”
费慰梅立即通过美国驻华使馆，秘密汇去了100美元。在那个黑市汇率乱飞的年代，这100美元无异于巨款。
当林徽因颤抖着双手接过那张支票时，她并没有表现出狂喜，反而是一种近乎卑微的羞涩。她坚持给费慰梅回信说：“这笔钱算我借的，我一定会还。”
为了省钱，她每天拖着病体缝制布鞋。一双鞋在集市上只能卖1块钱，而她需要缝够100双，才能换回一袋维持全家半个月生计的面粉。
她的手指因常年劳作和冻疮而变得粗糙溃烂，曾经那是拨弄琴弦、绘制精美建筑草图的手，现在却在粗硬的针线下磨出了厚厚的茧。
如果说贫穷是慢性折磨，那么病魔则是悬在林徽因头上的利剑。
在李庄，林徽因的肺病全面爆发。她整日卧床，呼吸时肺部发出拉风箱般的杂音。因为买不到抗生素，梁思成只能自学注射。他买来最简陋的针筒，每天在昏暗的油灯下，用缺口的小蒸锅给针头消毒。
由于针头反复使用，早已变得圆钝。每次扎进林徽因枯槁的皮肤时，她都会疼得全身一颤，却硬是咬着牙不哼一声。梁思成的手在抖，林徽因却反过来安慰他：“思成，没关系，我不疼。”
可就在这种几乎要命的环境下，这对夫妻却干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。
那是《中国建筑史》的撰写。林徽因无法下地，梁思成就在她的病榻旁架起一块简陋的绘图板。林徽因强撑着坐起来，肩上裹着一件补了又补的旧羊毛披肩，一边咳嗽，一边翻阅厚厚的测绘记录。
有时候，为了看清一个细小的建筑结构，她必须凑近煤油灯。有一次，她的长睫毛甚至被火苗燎焦了，闻到了焦糊味，她才猛然惊醒。
梁思成看着心疼，劝她歇歇，她却指着那些图纸说：“这是我们的命，如果这些丢了，中国建筑的魂就没了。”
那段日子，他们拒绝了美国多所大学发来的高薪聘请邀请。美国友人劝他们去避难，林徽因的回答掷地有声：“中国读书人，在国家有难的时候，总要和自己的国家站在一起。”
这种坚守，不是写在课本上的口号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挨饿、受冻、咳血。在李庄的五年，林徽因从一个风华绝代的佳人，变成了一个形如枯槁的病人，但她的眼神里，始终燃着一簇不灭的火。
时间转到1946年，抗战胜利后，林徽因回到了北平。她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想方设法兑现当年对费慰梅的承诺。尽管那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，但她依然托人将那笔“借款”如数归还。
这种风骨，贯穿了她的一生。
到了1952年，林徽因的生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。即便卧病在床，她依然主持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须弥座纹饰。
那时候她的病房里，堆满了各种方案模型。她不再是为了生计而缝补，而是为了国家最后的尊严在燃烧。
在林徽因去世前配资门户网官网首页，她曾托人给费慰梅带过话，感谢那100美元在最黑暗的李庄岁月里，给过她和孩子们一点点生的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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