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39年,八路军129师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司令,段海洲,回家探了趟亲,再也没回来,他给上级写了封信,然后扭头就投奔了当时全中国名声最臭的汉奸部队。
晨雾还没散尽,八路军把一封短信塞给警卫员,让他务必送到师部徐向前副师长手里。
信里只说很快就回,可他心里清楚,这一去,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30岁的段海洲,这位来自河北安平的北平民国大学高材生,此刻内心五味杂陈。
一年前,他满怀壮志,拉起6000人的抗日义勇团,毅然决然地加入八路军,还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,与开国上将李聚奎,搭档任政委。
那是一段激情燃烧、并肩作战的革命岁月。
可如今,他却要亲手斩断这份深厚的革命情谊。
他默默地将部队的五匹马、四把手枪送回师部,动作缓慢而沉重,每放下一件物品,都像是割舍下一段珍贵的回忆。
没带走一兵一卒,他只收拾了简单的行李,行李在手中沉甸甸的,仿佛承载着他无尽的无奈与不舍。
段海洲出身优渥,父亲是当地知名乡绅,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,还专门请私塾先生教他国学。
从北平民国大学毕业时,他放弃考中央军校,选择石友三创办的十三路军干部学校,对校长石友信心怀感激。
但石友三的叛变让学校解散,他也成了“叛军余孽”。
1937年抗战爆发,家乡遭日军蹂躏,他心中的爱国之火熊熊燃烧,与五个同乡好友拉起队伍抗日。
此刻,他望着远方,薄雾弥漫,他的身影渐渐模糊,只留下一段令人唏嘘的过往。
段海洲到处托关系,弄来了九支步枪,在村口竖起了“抗日义勇团”的大旗。
消息传开,一周内就有三十多人来报名,有会功夫的农民,有师范学校的学生,甚至还有几个掉队的正规军士兵。
段海洲把这些兵编成两个中队,又通过老同学侯如墉的介绍,从国府特派员潘佑强那里领到了三支手枪和两百元军饷。
部队是拉起来了,可战斗力实在堪忧。
段海洲不听参谋长劝阻,非要打武强县的日军中队。
结果刚进入伏击阵地就被日军反包围,损兵折将不说,连他自己的坐骑都被打死了。
吃了败仗的段海洲老实了,开始埋头训练部队。
日军移防后,他带着已经发展到三百多人的义勇军突入武强县,击溃了伪军,还缴获了几门迫击炮和轻机枪。
武强县的光复让他的名字响遍冀中,参军的人越来越多,连冀县的三百多民团都带着枪马来投奔。
段海洲还让一个曾在兵工厂做过工的士兵搞起了兵工厂,半个月后就能制造地雷、迫击炮弹和手榴弹了。
到1938年初,他的部队已经发展到3400多人,成了河北几支游击部队里的“老大”。
树大招风,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派人来收编,被他断然拒绝。
另一支由29军教导队副队长赵云祥拉的队伍,实力比他强得多,收编不成就直接开打。
段海洲连战连败,连刚打下的献县都丢了。
正当他焦头烂额时,南宫开来了一支八路军。
段海洲在北平读书时就对共产党有好感,决定率部加入八路军后,129师副师长徐向前,亲自欢迎他。
成了八路军旅级干部的段海洲,日子却过得不顺心。
他从小养尊处优,受不了八路军的艰苦生活,更看不惯官兵平等的作风。
旧部也经常在耳边吹风,说跟着八路军没前途。
恰在这时,他的老校长石友信找来了。
石友三当时和八路军表面上还过得去,暗地里却在拉拢段海洲。
段海洲左右为难,一边是八路军的信任和重用,一边是老校长的情面,还有旧部的怂恿。
权衡再三,他借口眼疾复发,跑到南宫县的师部“休养”,实际上就是不想带部队了。
眼疾痊愈后,段海洲想念自己的老部队,可部队在豫北,自己在冀中,中间隔着日伪军,根本回不去。
消磨了一个月,他干脆回了老家。
没想到那些反对加入八路军的旧部又找上门来,要他重竖大旗。
恰在这时,老同学王文瀚也派人来,说自己在冀东拉起了队伍,请他去帮忙指挥。
段海洲的心又活了,写了一封“请假信”送到师部,正式脱离了八路军。
段海洲重新拉起队伍的消息传到石友三那里,石友三马上派弟弟石友信来拉他入伙。
段海洲拗不过老校长的面子,被改编为第69军教导师第2团团长。
可石友三的部队实在不经打,几仗下来,段海洲的团从1000人被打到只剩500人。
更糟的是,石友三后来竟然勾结日军打八路军,被部属高树勋活埋,石友信也被枪决。
段海洲跟着瞎起哄,和孟昭进一起打高树勋,结果被打得大败,只好带着残部投靠孙良诚。
1942年,孙良诚投降了日本人,段海洲坚决不肯附逆,带着部队脱离了孙部,重新投靠国军。
1948年,他已经无法掌握部队,被架空为副军长,最后带着妻儿跑到重庆起义,成了起义将领。
建国后,段海洲转业到万县,负责过不少职务,1990年去世。
晚年的他,每次想起1939年离开八路军的那个早晨,都会满心悔恨。
他常说配资正规平台,要是当年能坚持下去,说不定早就是开国将军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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